关税与汇率：特朗普政府下的贸易赤字挑战

来源：FT中文网

自当选总统以来，特朗普一再承诺通过提高关税来解决“抢走美国人工作”的贸易赤字问题；而许多美国政界人士则认为，这样的做法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并非一日之寒，历任总统对此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经济学理论指出，降低进口、促进出口以减少贸易赤字的最佳途径通常是让本国货币贬值——这将使得以本国货币计价的进口商品和服务变得更贵，同时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出口商品和服务价格下降，从而抑制进口并鼓励出口。

美国前几任总统多倾向于按照这一理论行事，视美元贬值为解决贸易赤字的关键手段。早在里根总统时期，这个故事就已经上演。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上台时面对严重的通胀问题。为了控制通胀，他支持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实施两位数利率大幅加息计划，并通过减税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虽然加息成功降低了通胀率，但也导致美元显著升值。1981年1月里根就职时，1美元可兑换超过200日元；到1982年11月加息政策达到顶峰时，1美元已经可以兑换超过270日元。即使加息政策在1983年结束，直到1985年初即里根第一个任期结束时，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仍维持在接近260日元的高位。

高利率使美国制造业背负沉重的资金成本，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而国际市场上美元大幅升值又使得来自西欧和日本的汽车等产品在美国市场大行其道。这两者结合下，美国的汽车等行业遭受重创，工人情绪激愤。1982年6月发生的一起事件中，居住在底特律的美籍华人陈果仁被两名失业汽车工人殴打致死，这成为当时愤怒情绪爆发的一个极端案例。

解决了第一任期内通胀问题后，在第二个任期内里根转而致力于解决贸易赤字。因此，1985年里根连任初期，美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国（如日本、德国、法国）签订了《广场协议》，促使这些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大幅升值，极大促进了美国向欧洲出口，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国内产业。

自此以后，“低利率、低汇率、低关税”的模式成为美国政府常用的调控工具。低联邦基金利率减少了国债利息支出，帮助控制政府开支；受控的开支允许政府减税以减轻企业负担。此外，政府能够借款建设基础设施，同时低利率降低了美元价值，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进口，总体上刺激了内需。两种措施相结合，有助于改善制造业企业的状况。

二十年一个轮回，中国经济在这段时间内迅速崛起，在制造业领域逐渐取代了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地位。人民币也经历了类似的升值过程——从2005年的8.3兑1美元逐步升至2013年的6.3。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显著改善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方面，中国人开始赴美旅游留学，服务贸易成为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发现了一个问题。里根及奥巴马时代用来缓解贸易赤字的美元贬值策略实际上加剧了各州间的发展不平衡。例如，受益于入境游的是那些景点丰富且旅游业发达的州；留学生则集中在教育资源丰富的州；农业州则因农产品采购而获利。结果是，中西部传统工业区如汽车业并未从中获益。

关于制造业为何难以振兴，这与所谓的“加拉帕戈斯化”现象有关，即在保护主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美国本土汽车产业就是一个例子，它在小型卡车贸易保护政策下放弃了轿车生产，转而专注于大型商用车制造，但这些车型对于人口密集区域并不适用。

尽管如此，国外竞争者仍能通过模仿进入市场。比如，在美国传统的皮卡市场，丰田Tacoma等日本品牌产品挑战着本土企业地位；而在其他领域，中国公司的竞争更是无处不在。

与此同时，即便是在需求方面实现了加拉帕戈斯化，供应链却往往是全球化的。这意味着当美元贬值时，依赖外国零部件供应的产业成本会随之上升。

鉴于此，汇率调整效果有限，特朗普团队转向了关税壁垒作为替代方案。与汇率政策不同，关税被认为可以直接针对特定商品而不影响零部件进口。

然而，这种做法同样存在弊端。关税本质上是将进口商品的价格抬高至与国产商品相同水平。对于国产制造商而言，最好的策略可能是保持现有产能而非扩大生产，以免政府认为问题已解决而取消或减少补贴。

最终，随着“加关税-提价-再加关税”的循环不断重复，社会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形成了罕见的“关税型通胀”。为应对通胀，美联储可能不得不提高利率，但这又会抑制投资，特别是对制造业的投资。

高昂的美元汇率加上国内通胀压力，促使更多美国人选择出境消费。据统计，2024年美国护照签发量预计将达到2500万本，反映了人们对外出旅行的热情。

总之，高关税、高通胀、高利率以及强势美元共存的局面，构成了当今美国经济的一大奇观。除了少数靠存款生存的富人外，普通民众似乎并未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