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序年代:特朗普2.0如何塑造当代人的命运与选择
作者:殷岳
特朗普2.0之下 那些惊慌失措的年轻人
本周,洛杉矶的暴乱再度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就在上周,哈佛国际学生的去留问题还引发了广泛讨论。再往前追溯,中美关税谈判也曾占据新闻头条。关税问题似乎已经显得遥远,但别忘了,特朗普挑起贸易战不过是4月初的事情。
特朗普2.0上台至今不过半年,却已接连上演了特朗普VS泽连斯基、特朗普VS国际贸易、特朗普VS中国、特朗普VS哈佛,以及如今的特朗普VS加州等一系列冲突。如果说特朗普1.0时代的关键词是“不确定性”,那么特朗普2.0则更像是“失序”——不确定性至少还锚定着某种合理的路径,而“失序”则彻底打破了规则的框架,未来的一切都难以预料。
当美国对华关税飙升至145%时,一位服装品牌创始人告诉我,他们原本花了一年时间布局生产线和团队,计划在2025年大幅进军美国市场。尽管在2024年大选时已对关税政策做了预案,但现实的冲击远超预期。公司的出海战略被一纸政令彻底绞杀,所有布局成本沉没,还要面对解雇赔偿等一系列善后工作。受影响的员工更是在入职仅一年后被迫重新求职。
然而,当中美达成关税协议后,145%的关税又凭空降低。我问那位创始人是否打算继续进军美国市场,他只是笑了笑说:“从长计议。”
美国媒体在关税谈判后的报道中也提到,市场的反应仅仅是“谨慎乐观”——未来的惊涛骇浪依然不可预测。
相较于企业,留学生们面临的无助更为直接。一些美国学校甚至在线上讨论会中建议国际学生不要使用真名,并关闭摄像头。
在美国知乎Reddit上,一则“有没有国际学生放弃来美读书”的帖子下,充斥着各国留学生的无奈控诉。一条高赞回复写道:“这里只有压力,因为你的一切行为都会被认为带有其他目的。”另一位已拿到签证的用户表示自己考虑转学欧洲,因为担心入学后签证被吊销。
我对话的一位在美中国留学生平静地说道:“大家都提心吊胆,夹着尾巴活着。”他说得很平淡,没有怨恨或愤怒,只是一种凛冬前的蛰伏感——如同动物在危险来临前本能地趴伏。不同学校的同学都认可这种“闷声活着”的情绪:“上课时大家都低着头,尽量不参与观点性太强的课堂讨论,校园活动也不主动参加。”
这种惊弓之鸟的姿态不仅令人心痛,更让人遗憾。美国大学的竞争环境最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当小透明等于放弃学校的机会资源。但谁又能怪罪这些学生呢?断臂求生,大概是当下最务实的活法。
在我们语音通话的最后,这位留学生一再恳请我不要透露任何个人信息,连东西海岸都不想说明,甚至连化名都不要起。似乎任何一点关于个人身份的提及,都会引来灭顶之灾。
当前洛杉矶的兵荒马乱,很多人在自己的赛道上都体验过了不同的版本。
从断裂的秩序中坠落:一代人的无助与沉默
其实关税调整常有,签证风向也时有变化。但政治的剧烈转向,才是普通人最无从躲闪的风暴。成长于和平与秩序时代的人,早已习惯用一套既有的因果逻辑来理解世界:跨文化发展能激发新的优势,发达经济体会带来更广阔的机遇,名校的学历能解锁世界的机会……
可如今,这套因果链在几代人的眼前崩塌了——别国背景成了“其心必异”的原罪、商业活动变成了国家安全的隐患;而那些走向国际的精英个体,反而是最先被绞碎的浮萍。
曾经的秩序并非完美,甚至可以说千疮百孔。但当人们尽情调侃“世界是草台班子”时,却忘了自己原本也在这套秩序中流动。旧秩序轰然倒塌,新规则却迟迟未至,个体的努力如同断线的木筏,只能被暗流带着沉浮。
这很像心理学定义的“习得性无助”——由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的这一理论揭示了一个关于我们思维模式的事实:“无助”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当个体的努力无法影响事件的结果时,无助感便会产生。当个体一次次的努力都没能带来改变,无助感一次次被加强,会导致个体彻底放弃希望,不再采取行动。
在发现这一心理模式的实验中,塞利格曼用轻微电击刺激实验狗,只要狗能跳过挡板,电击就会停止。实验最后,那些没能跳过挡板的狗,只能一动不动地趴着被电击。哪怕放归自然环境后,它们对零食、拥抱和抚摸都变得无动于衷。
在对鸽子的实验中,塞利格曼发现了同样的心理模式——实验人员在鸽笼安装一个自动投食器。当有鸽子扇动翅膀,恰逢食物落下时,鸽子便建立了“扇动翅膀=食物掉落”的因果认知。但当实验人员将喂食器改为随机掉落模式后,鸽子发现扇动翅膀无法带来食物。鸽子变得混乱慌张。它们扇动得更用力、跳跃得更疯狂,表现出了明显的焦虑情绪。
最后,在与人类志愿者进行实验时,同样的结果再次上演。
这一实验中最反直觉的部分是:积极的结果也会造成无助感。比如一些豪门二代的惫懒、或是意外暴富后的迷失等。这其中的逻辑是一致的——当努力与回报无关,个体对命运掌控感都会降低,并怀疑自己的价值:如果一切的发生都与我无关,那我本身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
而在世界高度全球化的当今,国际政治博弈早已渗透至各个领域。棋子仍然遵守马走日、象走田的规则,却不知棋盘上连经纬都已被扭曲。“因果”的断裂不仅是一种情绪冲击,也是一种世界观的崩溃。正因如此,廉价的情绪价值才会泛滥至此,因为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重构信心。
无助的一代人与没有神明的庙宇
当习得性无助成为一代人的情绪背景,它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群体性失能。它浸润在一代人面对命运的方式中,渗入每个人对希望、努力与生命的理解里。
美国政治学家Ronald Inglehart 对代际价值观的研究指出,在物质满足与意义追求的抉择中,真正影响人们价值取向的并非简单的经济基础,而是对“生存是否足够安全”的主观综合感受。当国际政治汹涌闯入普通人的生活,打碎了每个人生活的掌控感和安全感,当“现在的努力”无法锚定在“未来的改变”上时,社会便开始自我蛰伏——不再崇尚意义与冒险,而转向生存与回避。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降级。它狡猾地藏在社交媒体的骂战里,流量市场的情绪价值里,以及当事群体的极度沉默里。人们误以为那是愤怒、割裂与对立,但它只是个体对现实的无助。
在这样的状态下,年轻人收起了星辰大海的愿望,转而供奉眼前的温饱,在沉默中堆砌起没有神明的庙宇。
当代人的另一种命运:不是所有沉沦都无路可返
沉沦未必是当代人唯一的结局。塞利格曼的研究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他发现,只要给实验对象哪怕一丝“可控性”——比如一个能随时终止实验的假按钮——即便没有真的使用它,志愿者在试验后反馈的无助感都显著降低。在这版实验中,唯一的区别是人们相信“我尚有力量”。
对动物来说,“习得性无助”也是可逆的。实验人员面对已经习得无助的实验狗时,发现连玩具和食物都无法使它们兴奋。科研人员最终咨询了驯兽师。驯兽师的建议是:“一脚把狗踹出电击区就行。”实验人员照做后,狗愣住几秒,发现电击停止后,竟然重新活跃了起来。
对陷入绝望的狗来说,那一脚几乎算得上某种宗教意义的神迹。
塞利格曼提出:打破无助的钥匙,就是“掌控感”——个体相信自己的行为仍然能撼动现实,哪怕只是轻轻一触。其实“掌控感”本身也是一种赋能,它让个体相信自己有力量。有时这份触动来自他人,但更多时候,门会被我们自己踹开。总之,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神迹。
当代人避开走向“沉沦一代”的岔路口,就是在内心找到“踹醒自己”的那股力道,打断自己从时代中习得的无助。它不需要优雅、不需要体面,只需要顽强和相信。即便处于一个失序的时代,我们依然可以直面这个时代的失序。
而那种力道,或许正是我们这代人,在经历时代的坍塌和碾压后所能构建的哲学。我们失去了原有的因果,却也因此被迫踏上未知的征程,去寻找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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